这使我不得要领,法律命令说是讲法律是统治者(或主权者)的命令,您可能看到我的定义中有国家权威强制施行的字眼,误认为我同意法律命令说,其实我是反对的,它不是法律的内在规定,我强调的是人性中恶的行为的制裁和规范,这是恶的对立在人类行为中的表现,只能由法律来对治。
中华法系之所短，正是西方法系之所长。中华法系的这一独出优势，不是末节微枝，而是根本性的，具有本体论意义。
这一点对古老的中华法系同样适用，只不过表现得更曲折更隐讳一些。在这一章中，我们也简略地介绍了西方法学家对法律的根本规定的一些探索，以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及其世界性意义。[6]魏敦友先生则是从中华文明万世一系的角度，试图以新道统论来统摄新的法学进程。[7]要摆脱法制全盘西化的境地，重拾中国法学法律之自觉，回溯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条事半功倍的捷径。[12] 参见同上，第9—10页。
或者是道德取代法律，致使法律不彰。这些内容使这一章成为本书的重点。[35]欧盟虽然由数十个隶属不同法系的国家组成，但早已经实现主要经济要素自由流通，法律一体化程度远非现在的大湾区所能企及，原因正在欧盟存在负责一体化规则制定、执行和争端解决的专门机构。
[39] 参见邓中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对外缔约权及有关问题》，载《法学评论》1993年第2期。宪法条款的统一适用，正是大湾区规则体系中中央特区关系的体现。政策内容仍需要协议方再次协商而定。针对西九龙站相关协议，要先订立再批准，而非直接授权给香港特区或者广东省，恰恰是因为中央政府还需要监督香港特区政府行使权力的行为是否遵守一国两制原则和香港基本法。
而这正是大湾区规则体系中内地港澳关系的体现。签订区域合作协议既可能涉及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也可能涉及区域性公共服务，尚不能明确属于地方事权。
屠凯，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他们一般认为，港澳的所谓缔约权是高度自治权中行政管理权和立法权的延伸。[29] 唐志远、颜佳华：《省级政府权力清单研究——基于31个省级政府公开文本的分析》，载《湖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港澳自然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域。
而根据宪法，这个裁决者恰恰是全国人大自身。但这条边界的位置所在，依宪法仍由全国人大本身来判断。内地一定会引入一些外资，实际上也包括港资，港资所占比重还很大，但这并不改变内地社会主义经济占优的基本格局。1.宪法条款是大湾区规则体系的根本对于粤港澳各方而言，国家宪法效力的普遍性和最高性都是无可置疑的。
[26] 参见王禹：《全面管治权理论：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基石》，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11期。大湾区框架协议则要求，广东省和港澳特区政府共同建立工作机制，发挥广东发展改革委、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澳门行政长官办公室的联络协调作用。
宪法第二条的前两款，则确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宪法学意义上的全权。[49] 参见陈欣新：《大湾区框架内澳门与珠海法律衔接与协同立法》，载《港澳研究》2020年第1期。
[30]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务院统一领导各级行政机关，一旦有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广东当地政府在签订协议时便不再需要重新提请批准，简化了程序。[10]无论身处港澳还是上海、深圳，身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都要爱祖国、爱香港（澳门），这是一国两制所提出全国统一的要求。以大湾区框架协议为首的诸多跨域合作协议将可成为大湾区规则体系的基干。似可由此推断，内地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指涉当是相同的。吴慧曾提出，香港特区的条约与法律的位阶顺序是：基本法——适用于香港的中国外交、国防类条约——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包括转化的条约）——适用于香港特区的全国性法律和香港原有法律。对于特区立法的存在价值以及制度前景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在此条件下，大湾区建设必将促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1.广东省政府作为内地主要代表内地方面与港澳特区政府过去签订的协议，除司法互助协议由两基本法明文确定签约主体之一是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外，多是由中央政府部门出面的。
[31]所谓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类似于CEPA协议的补充协议和子协议，是未来落实大湾区框架协议需要制定的政策。[34] 参见朱景文：《欧盟法对法律全球化的意义》，载《法学》2001年第12期。
此时，支撑行政长官政策决定权的基本法条款将不再适用。内地港澳关系在本质上则是内地社会与香港社会、澳门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内地行政区域间的相互关系不可同日而语。
诚如林彦所说：经济特区不再是改革的唯一实验场。大湾区框架协议的表述是，四方每年提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年度重点工作，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征求广东省人民政府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国家有关部门意见达成一致后，共同推动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的第六部分提出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港澳回归以来，宪法和基本法为特区的法治体系和价值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香港基本法有三处使用了内地一词，分别是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四）项，特别是第一百四十八条。李忠夏：《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宪法定位：合理利用的规范内涵》，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
机构可由粤港澳三方高层代表或指定官员组成。另一个可供考虑的方案是恢复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法规之权，在大湾区内地部分（珠三角九市）实施。
[22]宪法第三条第四款不但是统一适用的宪法条款，也直接规定了大湾区建设中必须奉行的中央特区关系基本原则。为推动大湾区规则体系尽快形成，降低交易成本，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宜有专门机构负责制定。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选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作为大湾区建设的完美对照组。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重申，广东省和港澳特区政府要稳步落实《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的目标和任务。需要说明的是，全国其他地区就相当于内地，而香港基本法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中国其他地区则不仅指内地。第三，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呈现出金字塔型，而大湾区则呈现出网状结构。
四项基本原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则完全不适用。众所周知，受制于基本法所设置的程序，这类全国性法律最终也不可能很多，无法成为大湾区规则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的高级公职人员由中央政府任命。张亮、黎东铭：《粤港澳大湾区的立法保障问题》，载《地方立法研究》2018年第4期。
[45]如果未来的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不再经由港澳特区政府逐一签署，而改由港澳特区政府参与的大湾区专门机构负责发布，则这类规范性文件在港澳特区的效力会成为一个问题。至于大湾区框架协议及其附属规范性文件可能引发的争议，其私法性质的部分可以交由三地仲裁机构予以解决。
